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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讲座|罗新、苏源熙对谈“塑造蛮夷”: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翻

发布日期:2022-06-13 18:47   来源:未知   阅读:
 

  “华夷之辨”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学书写中广泛存在。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区别本身不容置疑。相反,通过描绘华夷之辨的区分框架,并辨别不同时期的“中”“外”之分,可以反思传统的历史叙事与文学传统,从而获得对历史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新书 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中,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1850年前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翻译实践上。与其他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日韩的文学比较的传统不同,苏源熙教授在本书中尝试打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观念,跳出比较文化视角的欧洲中心论,同时也跳出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中国中心论——揭示看似同质的“汉字文化圈”中的多元,关注古代中国的翻译实践,将“边缘的”、“野蛮的”放置于研究中心,帮助人们理解附着在文化之上的认识框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何为中国”,也帮助我们反思自己身份认同的形成。

  6月11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办的 Global Asia and the Global Mediterranean 线上研讨论坛中,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将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联合举办本书的新书研讨会。在活动中,苏源熙将分享他关于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的经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将加入此次讨论,对话将由将由哈佛大学南亚研究和比较文学博士生曲洋主持。

  本次活动是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办的 Global Asia and the Global Mediterranean(6月11日) 研讨论坛议程之一,了解更多该论坛议程,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或点击链接:芝大·活动 全球亚洲和全球地中海。

  罗新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中央欧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尤其关注中古时期,代表作为《中古北族名号考》(2009)和《黑毡上的北魏黄帝》(2014)。

  曲洋是哈佛大学南亚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旨在建立印度古代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对话。

  围绕社会准则、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辩论常常将“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的核心目标。然而,文学叙事囊括的是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中心”及其产生的“边缘”。在本书中,汉学家与比较文学专家苏源熙(Haun Saussy)研究了中国在与西方持续接触之前,文学翻译、改编和挪用在中国社会的意义。

  当学者们谈论亚洲的比较文学时,他们倾向于关注1900年以来欧洲语言与中文、韩文和日文的互译。相比之下,苏源熙关注的是1850年以前的时期,在当时,外国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很少,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让人望尘莫及。本书详细研究了从外国语言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或因与外来民族接触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外文文学翻译在前现代中国受到低估的原因,以及在与外国文明接触之前,严肃的中华文明是如何与他国交往的。

  本书作者苏源熙(Haun Saussy)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在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比较文学系任教。

  大约在1850年之前,传统中国的文化观念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一点从“中国”二字即可体现,“宅兹中国”,出自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也是“中国”一词迄今发现的最早来源。古人将自己的局域视为天下之中,其他与自己相异的人,则被视为居于边陲——他们的文化相比而言显得逊色,因而不受中心之人的青睐。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中国人开始认为自己生活在边缘,需要接受所谓的“现代“、“全球化”,或者说西方的思维、行为和表达。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对中央与边缘、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文化被区分开来,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一些实践和价值观被挑选出来作为民族的核心或本质。文学、历史、书写,这些依托于语言的意义系统,持续地塑造着人们对于群体及世界的想象,并经由共同记忆和文化遗产,形成了群体的身份认同概念。在文化本质主义的论调中,“主流”与“少数”变得泾渭分明,“中央”和“边缘”界限清晰,群体意识被限于特定的模式规范里。

  但若揭开这些群体想象的外衣,历史的原貌可能远比这些二元论更为复杂:中心与边缘并不是单线的关系,而是充满了复杂且动态的互动;自我与他者的划分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国族想象,那些被刻画为野蛮、边缘的“野蛮人”、“夷人”,虽然在历史与文学的记录中很难进入中心视角,但却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的核心命题之一,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区别本身不容置疑。相反,通过描绘华夷之辨的区分框架,通过辨别不同时期的“中”“外”之分,可以反思传统的历史叙事与文学传统,从而获得对历史更为全面的认识。

  “翻译”——在不同的语言与意义系统中搭建桥梁——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边界,以及语言背后所交错的权力关系。翻译体现着陌生、差异和不理解。存在一个必须通过翻译来克服的鸿沟。而翻译两端的人可能会对差距深浅有着不同的估计。生活在中心的人,以及生活在边缘的人,对于翻译的重要性、翻译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性别、阶层,对翻译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什么值得翻译,什么可以被拿来比较,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有着不同答案。这些不同的答案,体现了语言在不同场景中的具体应用,也为更新历史叙事、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新书 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中,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1850年前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翻译实践上。与其他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日韩的文学比较的传统不同,苏源熙教授在本书中尝试打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观念,跳出比较文化视角的欧洲中心论,同时也跳出中国古代叙事的中国中心论——揭示看似同质的“汉字文化圈”中的多元,关注古代中国的翻译实践,将“边缘的”、“野蛮的”放置于研究中心,帮助人们理解附着在文化之上的认识框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何为中国”,也帮助我们反思自己身份认同的形成。

  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中”“外”观念的形塑。第一句是通过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实现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种对于中国一统的自豪以及愿景,也出现在张骞对汉武帝的奏表中:“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对于军事上的弱国,可以用汉人的商品和财富来吸引;对于武器很强的部族,则可以通过礼物和利益使得他们忠于汉朝。如果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赢得这些国家的尊崇,那么皇帝就可以将自己的领土扩大,吸引不同习俗和语言的人来到宫廷,要理解这些人需要经过多重的翻译。)“九”在这里是“许多”的意思。而“九译”代表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场景:汉朝人和说双语的粟特人说话,粟特人转译给说双语的巴克特里亚人,巴克特里亚人再转述给安息人……这种层层递进的翻译链条,传播了中国的消息,还可以将中央统治者的威严无限度地传达到远方的世界。

  这两句话体现了中国早期“中”“外”的区分:在中国内部,有统一的文字;而在它之外,需要有无限个翻译层次,来促成理解。当然,在中国内部,有数以万计的由山川、河流区隔开来的区域,也有百家姓、数千种方言。但这些差异都由共同的符号系统与交流规范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秦始皇一统中国的成就是创造了一套规则,那与之相对的,在中国之外的文化则被视为不受管制的、不可预测的、无限扩散的。“外人”被感知为“非我”,而“我们”与“自己”成为了统一性的体现。

  “自我”与“他者”不是永恒不变的,群体的地理、文化和心理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依托于语言的划分与区别,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对比具有了实际的意义。古代中国以汉字为中心,在东亚形成了独特的“汉字文化圈”。“九译”所代表的往往被称为“夷人”的群体,在传统文化史中常常被放置在中心边缘。但“汉字文化圈”是否真如古代统治者所期盼的那样促进天下一统?而“夷人”,是否能被完全区隔于中心之外?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在早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文化传统,且汉语传播广泛,因此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翻译的世界”。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外国作品被翻译为中文的很少。翻译在古代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看来,异族(或者说是夷人)的文化不值一提,也不值得翻译。而书面文字的统一,使得中国与周围的日本、韩国、越南一起,形成了特殊的“汉字文化圈”,翻译也就显得没有必要。

  但“书同文”,并不意味着差异不存在。苏源熙认为,“汉字文化圈”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统一圈层,相反,它是一个足够宽松的语言系统,在其中存在诸多的语言挪用、滥用、讽刺以及破坏。汉字文化圈——这个“不需要翻译”的区域——或多或少地只适用于直接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局限于某些地区的特定阶层中。它主要是一种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模式,是单向地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但即便是在韩国、日本、越南,这些汉字文化圈覆盖的国家,其社会中的大量文化交流都发生在汉字沟通之外。

  而且,古代中国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远不仅是汉字文化的交流,在边疆存在大量交流沟通,这其中就包括很多汉语体系之外的语言系统:比如粟特、契丹、满洲、蒙古、党项、吐蕃、印度、波斯……这些语言与文化系统,在和汉语文化体系的交互作用中,彼此排斥、同化、顺从或改编。但在长久的历史书写中,以及中国的文化史传统中,这些交流的存在,由于“翻译的失败”而没掩埋——没有翻译、缺少翻译、翻译遗失、或是低质翻译,都使得历史的书卷缺失了重要的角色。但“翻译失败”的地方,恰好也就是文化边界显现之处。因此,通过对“翻译”本身的关注,通过古代中国的翻译与文化交流实践,可以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另一种视角。

  人们对“华”与“夷”的区别、以及“华”的定义的回答,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提出的,可以反映所处时代的优先性和局限性。文学与文字,是理解这种区分框架的重要视角。文字不仅仅是纸上的标记,一个人所掌握的语言决定了其可交流的对象;而这种交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你是谁”。语言与自我互为因果、相互交织,将符号系统与个体身份联系起来。

  在苏源熙看来,文学与语言,是中国人理解自我的核心方式。“文化”二字本身就代表着“以文化人”,通过教化,人们习得了治国之术与自我修养。但若局限于汉语的视角,安于“中心”的想象,盲目寻求中华文化的“本质”,那人们就看不到被“文明”塑造出来的“野蛮”,看不到边界中的交流与多元,看不到“边缘”对于“中心”文化的塑造,也就失去了窥探历史全貌的可能。

  因此,苏源熙在 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中指出,与其探求“中国是什么”的答案,不如转换视角,来看看古代中国由正统文化区分出来的“边缘”,跳出“汉字文化圈”, 从边陲出发,来增进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苏源熙在本书中尝试用文化史中的资料——即便这些记载本身是带着偏见的——来将历史中那些被长久忽视的对象,将由于翻译失败而消逝的声音,带入我们与过去的对线年前的中国,当时人们对于“翻译”的认知和当今世界都大不相同。苏源熙通过丰富的文本研究,从早期中国文学的夷狄之分、佛教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文学形式与主流传统、边塞诗与文人的流放边疆等诸多实例出发,重塑了“翻译”在前现代中国的社会意涵,以及翻译所体现的文学与文化对于“中外”之分。通过将“沉默的声音”、古代中国中心边陲的“野蛮人”放置在书写中心,苏源熙展示了中国文化与其周边文化之间经常冲突、不断变化、有时被淹没的关系史。那些“翻译失败”的地方,也就是隐形边界存在的地方。本书通过比较,描绘出了这些边界与框架,从而开破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边缘看中心,从世界的另一面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

  本次活动是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办的 Global Asia and the Global Mediterranean(6月11日) 研讨论坛议程之一,了解更多该论坛议程,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或点击链接:芝大·活动 全球亚洲和全球地中海。

  原标题:《本周六讲座|罗新、苏源熙对谈“塑造蛮夷”: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翻译与文化认同》